2020年会林文化奖得主顾彬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 2020-05-21  

在语言中找到自己：我的汉学之路

（顾彬）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我的故事。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知道我的故事的一些内容。原来我不是汉学家，我走入汉学的道路比较漫长，比较复杂，最初这条道路在我面前也显得模糊不清。

我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德。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学生能受到高等教育。我早先并不是好学生，许多门课我都有问题。除了拉丁文、英文、古代希腊文以外，还有数学和德文也让我感觉很受限制，所以我蹲班了。这样也好，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老师们开始注意到我。他们没有放弃我，经常来找我，鼓励我，使我慢慢变成一个还不错的学生。我上高中的那所学校非常传统，老师把我们培养成理想主义者，我们学到的东西经常与现实无关，而是更在乎理念(Ideas),这种培养让我们充满了为别人做好事的渴望。大多数学生都想成为老师、医生、天主教神父或基督教牧师，那时我想成为牧师。

不过，我原来的兴趣在哲学。我从14岁开始读哲学书，古代希腊文是我那时最爱上的一门课，因为学希腊文的同时也是学哲学。中世纪的理论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和神学是分不开的。从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代表谢林（F.W.J. Schelling，1775-1854) 开始，渴望是德国哲学的重要课题。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也充满了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能回家。家是什么呢？家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来源在哪里？许多哲学的问题也是神学的问题，哲学与神学有内在的联系。1966年夏天我在明斯特大学开始学神学的时侯，充满了个人的渴望。我渴望找到我自己，渴望找到一条新路。但是我很快发现：我的梦不符合现代神学。我在神学里好像找不到“人”，找不到“人”的意义。于是我开始一边学神学，一边同时学哲学和日耳曼学，其中包括学德国语言文学。

我从小喜欢诗歌，从14岁开始试着写诗。在大学，我们一批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会把自己写的某一首诗印出来，在俱乐部、在宿舍组织自己的诗歌朗诵会，有的人还会介绍自己的诗集和文学理论。我们也请外地诗人来参加活动。1967年夏天，我们从汉堡请来了一位会读一些中文的诗人。他是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 的崇拜者、译者和研究者。他给我解释庞德的翻译。当我看到庞德译成英文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两行李白的诗时，非常感动，决定要学古代汉语，因为我想看原文。    

一个译者真的只是一个译者吗？如果庞德没有渊博的知识，如果他不了解中国美学的核心，如果他的英文母语很一般，如果他不是诗人，他怎么能按照他对唐诗的理解，用英语文学语言保留唐诗的美学，翻译出唐诗的韵味？他怎么能够在英语文学萧条的时候，通过翻译工作使他的译著成为英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他的翻译著作《中国》（Cathay ）里，虽然只有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诗歌，没有一首他自己原创的诗歌，但是这本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仍然被英语地区的读者看成属于真正英语文学的作品。当然，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美国思想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会反对庞德这种“归化” (einbürgern) 的翻译方法，会要求译者用“异化”(verfremden) 的翻译方法来保留原著中的异族文化差异性和不同的语言风格特色等。今天没有时间让我介绍、质疑韦努蒂的观点。我只想说，更重要的问题是翻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从我的经历来看，优秀的翻译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庞德改变了英语文学，也改变了我。没有庞德，就没有我心目中最初的李白。正是庞德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和他优秀的译文，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这种魅力吸引我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最初，我是通过庞德的译诗接触到中国文化，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接着，我开始学习古代汉语，每个星期两个小时的古代汉语为我打开另外一个世界，通过孟子我再一次找到“人”的概念与意义。但那个时候，周围的人们会认为我学中文将来可能没有饭吃。1968年的夏天我到维也纳大学，为什么选择维也纳? 因为我的母亲是维也纳人，还因为第二次大战后德国很穷，可是在维也纳的亲戚家里能享受当地的猪排儿，同时还可以学习语言。我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地的大学没有古汉语课，只能学习日语和现代汉语，在六十年代的德语国家其实很少有机会学习现代汉语。1969的夏天我去日本，因为当时我还不能到中国，就想通过日本来寻找唐朝，为了省钱，坐了火车，飞机，轮船，光在路上就花费了大概五天。

从日本回国之后我决定了汉学应该是我的主科，虽然60年代末、70年代初汉学系毕业后很难找工作。我为什么敢冒危险呢？因为我不但想知道“人”是什么，也想从事有意思的学业，不仅仅是为了将来的工资而上大学。能学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对我来说是最深刻的幸福。1974对我来说是一个命运转折年。博士在读的我能去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的现代汉语。这是因为1972年联邦德国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需要更多懂当代中国的人。40多年来我培养的德国学生，不会再像我当年一样会碰到认为他们学中文没用的人。相反的，中文太有用。对我来说它的用处不仅仅在物质那里，而在于它的美与深度。

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生命。汉语改变了我的存在。德国哲学家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与加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主张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说语言是我们存在之所。通过语言，通过对话才使我们作为人找到我们自己。我通过汉语找到我自己。汉语使我从神学、哲学、日耳曼学走进汉学领域。因此除了德语以外，汉语是我最重要的存在之所。从汉语那里，我每天获得各种各样的灵感。因此我总说: 没有汉语，没有现在的我。

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很贫穷，被许多国家排斥在外。但是那时中国已经组织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最优秀的译者，由他们翻译世界上各个领域、各种流派、各个语种中最经典、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最有新意的著作，把它们分门别类为白皮书、黄皮书、灰皮书等。虽然当时这些译著只提供给学术领域、文化领域的权威和政治领域的领导看，但这些包罗万象、高水平的译著却反映出国家对翻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了解外国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的重视。

现在的中国已逐渐走入物质丰富，科技、生产先进的世界行列。面对中国的变化，翻译界的口译、同声翻译正在高水平地发展。翻译界的笔译却不被重视，正在沉沦或误入歧途。例如：一方面，大学的学者忙于在有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没有兴趣或没有时间沉静下来用几年的时间写一本学术著作，更没有兴趣或没有时间去翻译一本外国学术著作。在许多大学，译文、译著不被列入工作、学术研究成果，中译文的稿费很低。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许多单位组织中国的译者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各种外文。有的时侯，这些译本是成功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译本是失败的。即使这些译本忠于中文原著，但非母语的译本，缺乏母语的韵味和吸引力，让目的语国家的读者读不下去。是用母语去翻译外国优秀的著作，还是用非母语把本国的著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道路，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将受到国际文化交流实践的检验。

今天我获得会林文化奖，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在汉学工作上的肯定，也是对波恩大学的汉学研究成果，对德国汉学研究成果的肯定。为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汉学道路上鼓励过我，启发过我，帮助过我的中外学者。感谢为我出版中国文化、思想期刊提供印刷费，资助我在德国举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讲学的波恩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我要感谢从 1988年以来邀请我到中国讲学的北京、上海、济南、青岛、汕头、杭州，开封、成都等地的大学。特别是汕头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在当地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使我有机会在中国完成我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你们的颁奖词里说通过我的翻译，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但我更荣幸的是，通过中文，让我自己也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沃尔夫冈·顾彬简介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诗人，波恩大学终身教授，汕头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顾彬1945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曾就学于德国明斯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1973年获德国波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4-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他曾任教于波鸿大学、柏林自由大学，1985年起就职于波恩大学，历任东方语言学院主任教授、院长、汉学系主任教授等。

顾彬早年学习神学、1967年因为读了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迷恋上了中国文学。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 正是这份爱推动着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领域，不断著书立说，翻译出版、投身教学、热衷创作。

作为汉学家，他出版了德文、英文、中文学术研究著作五十多部，三四百篇学术论文。如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并撰写了其中的《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主编《袖珍汉学》《东方﹒方向》两份重要的德文汉学/亚洲学杂志，编译作品多达200余部，如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包括《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大学 中庸 孝经》《孔子家语》《列子》《韩非子》《墨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等。他打通古今，连接中外，用一种整体和世界的眼光体察中国文化。

作为翻译家，有上百本翻译著作，他翻译了《鲁迅选集》（6卷本），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翻译了北岛、杨炼、张枣、翟永明等大量的当代诗人作品，强化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色彩与音质。作为诗人和作家，出版了自己创作的20本诗集、3本小说、5本散文集，如诗集《顾彬诗选》《没有墨水的诗人》及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等。

作为老师，受邀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美国、英国、法国等近20个国家地区短期讲学，曾在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哲学、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翻译学等课程，始终是一位站在中国文化课堂最前沿的薪火相传者。

近年来，顾彬先后获得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2013年德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201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2017年国家外国专家局的 “外教中国”年度人物奖和第十二届太平洋诗歌节累积成就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让他成为获得中国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也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