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会林文化奖得主楼宇烈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 2020-05-21  

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楼宇烈）

会林教授，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们、各位外国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感谢会林文化奖，把这个奖项颁给了我，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惶恐，我觉得我还是有所欠缺的，因为感觉自己是任重而道远。今天把这个奖发给我，我向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的一生所从事的中国文化方面的工作。

我是195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的目标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毕业以后，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整体的社会环境，很难做专心的、深入的哲学研究。但是我自己还在努力，我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恢复高考，向国外招收留学生，第一批到中国北大来的留学生国籍非常广泛，可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美洲的、欧洲的、澳洲的、非洲的留学生。我记得让我去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我的课上大概七十多个人，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不敢说我讲得很好，但是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中国哲学方面的一些思想。

我对于中国文化感觉有担当的责任，是因为从八十年代以后有几件事情对于我触动很大。其中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个欧洲瑞士的留学生在我们这儿学中医，有一天他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讲，他说我来了一年了，很多讲中医的老师还用西医的理念来诠释中医的很多观点。我觉得里面问题很多，我知道中医跟中国哲学关系很密切，我能不能来听听您的中国哲学？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说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这儿听中国哲学。但是我马上又感觉到，当时我们也是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哲学。我就跟他讲，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以西方哲学架构来讲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一部哲学史就是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比如我们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就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中“心物一元”、“对立统一”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王阳明认为，当我们去看山中花的时候，山中的花和我的心，“一时明白起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的。中国哲学不去讨论心和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讨论心物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心是什么、物是什么；不在一起的时候，心又是什么、物又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的哲学。

这也就让我想起了三十年代，因为我同时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1935年的时候中国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第一句就说“在文化领域里，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我后来看到这个宣言时触动很大，但是还没有那么深刻。到了八十年代，当这位留学生希望来听我的中国哲学，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时候，我当时就感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不仅我们对它的否定，而是已经潜移默化地用西方理论框架来构建我们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精神。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兴中国文化的灵魂，要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来。

八十年代还有一个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应该说当时全世界有一个文化讨论热，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变成地球村，强势国家文化对于弱势国家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迅速消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经过了文革以后，社会中的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都在慢慢消失。当时我就看到有人说，我们要向国际看齐、要世界化。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这类观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要跟世界交流，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找到自己文化的主体，这样才能够跟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们必须要重新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树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发展，没有发展前途。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我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文化传播上的两个不平衡问题很严重。一个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比重。年轻人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历史、知识，而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历史上两位同年去世的世界性戏剧家，一位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位是中国的汤显祖，同时在二十世纪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我问了很多中国年轻人，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也知道莎士比亚的剧作，但是竟然没有人知道汤显祖，更不要说他的《牡丹亭》了。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中国人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不了解。所以我发现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传播失衡的问题很严重。

再一个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失衡。二十世纪我们过分强调科技文化，大家不关注人文文化，以至于认为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都是成绩差的，都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志气的。所以我这篇文章中就希望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中，能够把这两个不平衡调整过来。第一步，能不能让西方文化的传播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达到一个平衡。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求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高于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这并不是排斥，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同样，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是以人为本，人文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对于科技的引导作用、指导作用。我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纪能够把人文文化的传播、教育逐渐地提升到跟科技文化的传播、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再进一步，希望人文文化的教育、传播能够稍高于科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

今天，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年，我也希望大家思考思考、观察观察，这样的局面是否有所转变。某些领域中，我认为已经有很大的转变，确实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越来越重视我们的人文文化。在另一些领域，这种不平衡还是没有被改变，还是没有能够达到我那篇文章中的理想，所以我很忧虑。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朋友希望我做一个传统文化演讲，我就做了一个系列演讲，一共八讲，这八讲就是希望一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基本的了解。第一讲就是自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第二讲是中国文化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第三讲是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我们的创新，而是靠我们不断地对经典的传承和发挥，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千年的最根本性的典籍。然后介绍中国文化的主体，儒、道、佛三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国文化中有道艺并重的传统，道和艺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都是用道来统艺，由艺来臻道，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文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艺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最深刻，我开玩笑讲，我在这儿给大家做讲座，很多人可能还不满意、不愿意听，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是听演唱会，还没开始唱，底下就有人手舞足蹈了。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要提倡艺术修养、由艺臻道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医学既是人文的又是科技的，它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行。很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它没有生理解剖的基础。但是中国文化是动态的文化，不是静止的文化，不是简单靠推理做静态分析的。一个尸体的五脏六腑是互不关联的，中医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它是动态地了解人的生理机能。在一个活人身上，不可能心是心、肺是肺、胃是胃，各个器官不可能互不关联，心肺肠胃是互相关联的整体。有个病叫“肺心病”，所谓“肺心病”是心脏问题有可能影响肺，肺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心脏，这就是因为我们是整体性动态性地观察人的身体，脏腑并不是静态的、分离的。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中国没有解剖学，中国有解剖学，但是中国不是在尸体上做解剖，而是活体上动态的内观解剖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也是内观，我们中医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人类自身的学问。我又做了中医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讲座。2006年以后根据这一系列的八次讲座整理了一本书，就是《中国的品格》，强调要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没有自信和自尊，要自信和自尊就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我们现在再看世界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特质，对于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一剂良药，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启蒙运动高举人本主义大旗、让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这是受到中国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影响，帮助人成为一个理性的独立自主的人，这也促使了启蒙运动以后近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现在人们又陷于物欲的束缚，在科技和物质面前失去了自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候说东学西渐，现在又出现新的东学西渐的潮流，虽然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来弥补当今社会对于物欲的过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虚。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林文化的传播意义很大，我只是做了一份小小的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来担当这个责任。我也希望我们会林文化奖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用更多的奖去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们，来担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因为中国文化永远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讲担当的，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开，与自然融为一体，知足者常乐。荀子就讲到务必使“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万物之灵，有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人更要自觉自律，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无限扩大。中国人文精神的根本体现就是人的自觉和自知，不能为了追求物欲忘了自己应该干什么。人必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才是文明，这才是文化。儒家是敢担当，道家是知足看得开，佛家是不执着放得下。这三种思想配合，是非常和谐的，既敢担当，又能看得开、放得下。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首先把中国文化在我们自己国内发展起来，让我们的国民都能在生活中体现出中国文化。我们的“一带一路”是经贸交流之路，但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因为客观上在经贸交流的过程中，各国把自己的文化通过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为人处事方式传播出去了。所以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身体力行去传播，而不是单单靠讲道理。如果我们不说中国话、不穿中国衣服，怎么去传播中国文化？必须把它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时时处处中，身体力行才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最后再次感谢会林文化基金把这个奖项发给我，我们为传播中国文化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楼宇烈简介

楼宇烈，著名哲学史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历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

楼宇烈先生于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先生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指导了近百名海内外博士、硕士研究生，接待五十多位外国访问学者，躬体力行，为培养世界学术英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表率。

楼宇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著述、主编了二十余部学术专著，包括《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东方哲学概论》、《中外哲学交流史》等经典著作，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钥匙。此外，楼宇烈先生主张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从艺术、中医等具体角度切实感受中国人文精神，鼓励人文学者学习琴棋书画和茶道等。多年来，他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2003年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并任所长，在保护和传承昆曲、古琴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方面尽心竭力。

在求学、教书、治学的64年里，楼宇烈先生笔耕不辍、矻矻穷年，始终恪守学者品格，融通儒释道哲学精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为传统文化承继于当代、发扬于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